在所庆50周年之际，我萌发了要写写张家骅先生的冲动。建所初期，张家骅先生就来到了研究所，与年青人一起白手起家艰苦奋斗，默默耕耘出了一片新天地。他历任研究室主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为研究所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我写这篇文章，不仅仅是为了先生，更是为了唤醒正在迅速失去的老一辈科学家的高尚情操和传统美德。让我们从先生走过的朴实无华的道路中，得到醒悟和启示，从而获得心灵的充实和纯净。

冲破阻力  毅然回国

        1955年5月3日，张家骅先生等十位新中国成立后首批集体回国的留美学者，乘威尔逊号邮船抵香港后经罗湖入境，受到我接待人员的热情欢迎。这是经过整整三年的不懈斗争后才得以完成的心愿，三年前，先生在获得了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立即购买了返国的船票，不想，突然接到美国移民局勒令禁止出境的通知，因为按照当时美国的法令，对于出境后有可能对美国安全构成损害的外国人，可以阻止其离境。法令并规定，如果擅自离开的，有可能被课以五千美圆罚金和五年以下监禁。在横加阻拦的同时，美国政府又以允诺永久居留、公民权、就业等手段进行笼络。先生不为所动，联合其他要求回国的留学生，联名写公开信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申诉。美国各大媒体及英国《卫报》等迅速做出反应，报道中，签名者被按英文字母次序排列，张先生列在首位（按英文拼音，“张”为“Chang”），因而被美国当局认定是“为首”的策划者，加以特别“关照”，每月都要向美国移民局书面报告思想、行止和工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还多次找到他，先是指责他是共产党，继而又利诱说，如果同意回到中国后为他们工作，就马上可以回去，但是所有这一切威逼利诱都被先生断然拒绝。于此同时，留学生们冲破重重阻力与当时正在华沙开会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取得联系，提供了要求回国者的名单、情况以及被扣的证据。此事在中美两国引起很大的轰动，经过我国政府的严正交涉，以及许多美国友好人士和国际舆论的积极声援和帮助，美国政府才不得不妥协。因此，当他们踏上思念已久的祖国土地时，激动兴奋的心情是无法抑制、难以言喻的。

读书之路  坎坷曲折

        张先生出生在福建的一个家族制的旧式家庭里，祖上是在走上经商之路后才得以摆脱贫困的，因而立下家规，子孙只能读几年私塾后承传祖业，不得进入新式学堂。所以他只能在祖父辈相继去世后，在父亲的支持下才得以弃商从学的，以致在进入正规学校的时侯，年龄要比别的孩子大好几岁。但由于学习勤奋，成绩优秀，尤其是数学和物理，所以连连跳级，于1936年21岁时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次年日寇入侵，学校被迫内迁长沙，半年后战火延及长江，学校再度西迁昆明，与北大、南开等校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先生参加了由知名教授闻一多、曾昭抡、李季侗以及300余名清寒学生组成的“步行团”，徒步三千里，历时两个月，硬是从长沙走到昆明。一路艰辛可想而知，然而他却不以为苦。在回忆这一段经历时，他感慨地说：“长途跋涉虽然劳累，但沿途领略到了我国大西南一带壮丽的风光，和少数民族的风情民俗，也是一种难得的收获”。他把这次经历看成是别具一格的磨练，一生受用不尽。如今，耄耋之年的他腿脚依然强健，与当年的这次行军也许不无关系。清华毕业后留校任教，194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留美公费生，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六年后的1949年1月，才得以最后一批赴美，在圣路易城的华盛顿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了七个学期，并于195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张先生对待任何事物都豁朗大度以大局为重，像他这样早期回国的老教授，在文革中被诬为“美国特务”，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冲击。当外国友人问起他在文革中的遭遇时，他坦诚地说：“意外遭受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可是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它毕竟是短暂的，何必耿耿于怀呢？”早在八十岁寿辰时，先生就曾以诗抒怀：“谈今宜忘往昔事，十年改革景物新，宏图在望希未老，悟龙堪慰赤子心”，表达了他博大宽宏的胸怀。

国家为重  甘为人梯

        张家骅先生堪称我国核技术应用领域的“开山老祖”之一。他在美国研修的是当时最尖端的原子能科学，回国后被安排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从事同位素及核辐射的研究和应用。这是一门应用范围遍及农、工、医等诸多领域的崭新学科，当时国内尚属空白。为了能在全国推广和普及，从1957年开始，他们研究室先后办了七期“同位素应用训练班”，他亲自策划和讲课；后来，根据实际需要又开办了四期“核仪器使用和维修训练班。两个班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的各个领域，总人数超过千人。这一举措为我国核技术应用事业培养了重要的中坚力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组织编写的“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知识”，一直是我国同位素应用工作者的范本，沿用至今仍然很有参考价值。

        1962年，全国原子能专业布局大调整，他受命率领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廿多位专业人员，合并到成立不久的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现为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随着国内研究条件的改善，他领导的研究室的专业方向，也扩大到静电加速器应用、核分析、放射性标记化合物制备、同位素工业应用仪表等等许多方面。

        正当他准备大展宏图之际，十年的文革风暴彻底地剥夺了他的工作权利。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清除后，才恢复工作得以重用，先后担任了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1978年，他创办了学术期刊“核技术”并首任主编；又筹备成立了“上海市原子核科学技术学会”，连任三届理事长后，又被推为名誉理事长。

        一个爱国者的报国情怀，可以通过响应祖国的召唤，排除种种艰难毅然回国来表达，也可以通过深思熟虑选择的研究课题来达到。在担任所、室领导的同时，他为自己选择了一项“钍基核燃料循环”的研究课题。因为他知道我国人口众多、能源相对短缺，发展核能是解决问题的较好途径之一。而核能中，目前普遍采用的核燃料是235U(3%左右)，但是我国的铀资源欠丰富，几十年内即将用尽，而钍资源相对要丰富得多，因此开展钍资源的核能利用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十分迫切和重要。他于1980年组建钍-铀燃料循环研究组，担任研究组负责人，吸收了一批中青年研究人员。他明知这是一项长远的基础研究，获得数据的周期很长，需要几代人的默默耕耘和努力，比如在四川高通量堆辐照钍样品，一照就是几年，再冷却两年以上，运回来进行放化处理及测量，工作量极大，时间也需要很长，令人欣慰的是，几年的辛勤努力得到了一批可贵的实验数据。张先生原为核物理专业，不熟悉堆物理，但是通过潜心钻研，成了堆物理方面的专家。在232Th-233U自持堆的有关理论问题上，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五不稳定核素系”(相对于已发现的4个放射性衰变系)及“星座型裂变堆”的物理构想，并把第五系不稳定核素系定名为“轩辕系”(分别有铀系、钍系)，把星座型反应堆自豪地称为“轩辕1号堆”，以纪念自己的祖国。根据他的亲密合作者、上海大学包伯荣教授介绍，他们钍的核能利用研究，从理论到实验，从基础到应用，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已接近实际应用的阶段，深得国际同行们的赞誉。

        孜孜不倦研究三十之后，他对钍情有独钟的一片痴心终于得到国家的重视。目前，中科院已经将“钍-铀核燃料循环”确定为核能研究的立足点；上海应物所的核能研究也将以钍的核能利用为主线。今年9月在包头召开了钍资源核能利用的国际研讨会；11月，将在北京召开重水堆利用钍的可行性研究的专家研讨会，由于95高龄的他无法出席，将由包伯荣教授参加。他的愿望及理想正在一步一步走向实现。

        张先生一贯谦逊低调、潜心研究、淡泊名利。他以自己的学识贡献和感人品格，赢得了同事和学生的尊敬。

敦厚善良  朴实无华

        先生笃厚善良、心地单纯。回国之后他把争取回国的过程，包括美国特务机构的多次威逼利诱，都一五一十地向领导如实汇报。不想，在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宁左勿右”思潮的影响下，这样做反而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怀疑和戒心，在无法调查清楚的情况下，长期不能排除“敌特”的嫌疑，而被“内部控制”使用，直到四人帮垮台之后，才得到重用。

        张先生不善词令，待人接物似很平淡不显热情，可这正是先生的可贵之处。先生的日常生活和他的人品一样朴实无华，他的夫人长年有病又没有工作、子女多开销大，但他宁可自己节衣缩食，绝少向人透露真情。1995年夫人病故，为了感谢和纪念妻子对自己学业和工作的支持和付出，他以妻子陈云岚的名义，每年向自己当年就读的福州英华中学捐款壹万元，作为奖学金帮助那些品学兼优家境贫困的学生完成学业，至今累计已16万元。实际上，已届94高龄的他，视力近盲，大小便时有失禁，由于退休早，退休金低。所以舍不得化钱雇保姆，只能由儿子儿媳在工作之余业余照应，生活起居相当艰难。担任所领导十余年，他未曾为自己谋过私利，这位早年回国的老教授，至今还住在与他人分割合用一个客厅的老房子里，那还是40余年前刚到上海时分配给他的。他把一生都献给了祖国的核科学事业，潜心研究、淡泊名利，感人至深。如此高龄的他，仍然牵挂着他晚年投入很多心血的钍铀核燃料循环研究。去年新春，上海市统战部沈红光部长偕同市欧美同学会会长等人，代表上海市领导去他家探望和慰问他时，在深表感激之余，仍念念不忘希望市领导多多关心和重视核能源的研究、开发和利用。这位老人对科学事业，就是如此的热爱和执着。

        改革开放之初，笔者曾跟随他一起访问欧洲，作为研究所所长和科学院一级的代表团团长，又犯有气管炎，完全可以单独住一间房，可他与大家一样，二人合住一间标准房。因为同屋的人吸烟，影响了他的休息，但他仍然不听众人规劝，坚持与大家同甘共苦。1992年是我国著名老科学家赵忠尧先生的90大寿，在北京举行了高规格的庆寿活动，周光召、朱光亚、杨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等国内外著名科学家都应邀出席并讲话。张先生作为赵老先生早年的学生和后来的同事，也是被邀上台发言的嘉宾之一。此次赴京，尽管秘书处早已为他安排好宾馆房间，为了替公家节省，他坚持住在北京女儿家。这类小事还有很多，正是从这些生活小事上，反映出一个人的真实品德和人格。

        接触过他的人都觉得他平易近人，诲人不倦，凡有求于他的事，鲜有不得到满足的。他待人诚恳，不分亲疏，一视同仁，不搞个人小圈子。当年的访欧代表团，是由中科院内外五个单位的人员组成的，我既是和他来自同一单位，鞍前马后许多杂事又都是我替他揽下的，可在出访过程中仅有的两次“当众批评”，却都是冲我而发。一次是因为我吃不惯欧洲的奶酪，原封不动地让侍者端了回去，他认为是对主人的不敬；另一次是因为我清晨独自到旅馆外的广场上散步，违反了当时“外出必须两人以上同行”的外事纪律。当时年轻气盛，对先生的批评颇不以为然，但我还是默默地接受了，因为这正反映了先生品德的纯净和心胸的坦荡，所以我丝毫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先生在位十多年，严以律己奉公守法，从来没有为自己拉过各种关系，也没有安排过自己的学生或亲信进入各级领导圈，体现了一个真正的科学家的胸襟和美德。

        淡泊宁静、平和从容、渴求安详，是人生的一种境界，是经历过长途跋涉的人生之旅后的一种醒悟、一种成熟、一种坦然。这是一份可贵的精神财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感悟得到的，只有睿智豁达、品性高雅的人，才能升华达到如此自由纯净的心界。

        2005年，所党委以及他的同事和学生们，准备好好庆祝一下他的九十大寿，被先生坚决而委婉地拒绝了。大家期望的一次隆重寿庆终于没有举行，谦者寿，在此仅以此文恭祝张家骅先生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寿比南山。

        本文撰写得到上海大学包伯荣教授和张家骅先生大弟子胡序胜先生的大力协助，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