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李永健等同志就着手缺中子放射性药物研究工作，这是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研究方向之一。64-65年，国内首个研制出了应用于诊断和治疗癌症的枸橼酸-镓-67。文革后又研制出碘-123、铟-111、铊-201等同位素。因当时缺乏药理工作配套，无法成药。77 年引进药理人才孙祺熏等同志成立了药理组。从此制药软件条件完全具备，可难于硬件条件缺乏，无法供应上海及周边地区的需要(当时西方国家已普及)。

        1988年，以杨福家为首的新领导班子成立，他号召大家去各部委宣传我所实力，争取项目。所里组织各室的负责人石双惠、方建国、要福增、汪勇先、刘仁忠等去北京，大家兴冲冲地带着两箱辐照保鲜的大苹果出发，当晚住进了院24 号地下室，第二天一早就去国家计委，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无奈只好把苹果扛回地下室。接下来，分头又去各院所、各局和相关部委跑项目，收获也不多。失望之余，大家回上海了，我留在北京，又跑了几个部局，希望能就放药的硬件问题的落实寻找到些支持。

        他们有的支持我们的想法，但就是没钱；有的提出，要有计委点头才能立项。于是决定去找计委科技局，当时在传达室有很多人排队，我凭着一头白发在上班前有幸闯过双岗武装警卫，径直走进科技司司长办公室。一进门，他惊讶地问我：“你怎么进来的？” 我赶忙向他汇报上海建立放药中心的必要性、紧迫性。他将了我一军，说：“你知道吗？我国有近四分之一的人口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我无言以对之际，他却叫我去找高科技处处长。

        那处长也大讲国家的难处，我问他，为什么北京原子能研究院可从比利时引进一台加速器?他答道，那是行业同意的，现在立项一定要行业同意才行。我一听，心中一亮：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齐谋甲不是我老战友吗？

        我立即赶到医药管理局找到齐局长，他领我到计划司并说明原委。他们终于答应支持上海搞“放药”，并上报立项。但是，我所属中科院，不属医药管理局。后来，取得中科院支持意，双方协商后，以“中国科学院与国家医药管理局上海放药中心”上报，申请立项。

        然而，此时资金问题尚未落实。没过几天，比利时加速器推销人员赶到我所(据称从北京原子能院得到消息)。汪勇先等在办公楼与比方交谈，我在办公室等待消息，顺手拿起当天参考消息，偶尔发现下角有一则短讯息—“欧盟决定对我解除禁贷，如买比利时加速器，贷款可长期无息，20 年还清，10年后每年还十分之一”。这让我愁眉大展。

        为探索这条道路，我和樊法生去了市外经委，他们表示正急于无人申请这笔贷款，无法向外经部交账等。第二天，我们就去了外经部，一位处长听到要用这笔贷款，十分高兴，要我们赶快回沪办理立项手续。没过几天，计委来电要我们立即赴京，汪勇先和我连夜赶往北京。科技司问我们：“核工业部是否同意此事？” 这是我们一直想回避的事情，事到临头只有壮着胆说：“他们同意”。

        随后我俩直奔核业工部，遇到的正是与我们熟悉的一位处长，正在叙说此事时，计委科技司来电询问，那处长当即回答：“我们知道此事，我们同意支持”。就这样闯过了核工业部关口。

        此项目得到杨所长的大力支持。外贷要担保，他出马找周光召院长，表示用自己全部家产作担保；为解决国内配套资金问题，他邀老同学谢丽娟副市长来所参观，她也非常支持，市府的一位随行处长出主意说：“解放军总后想要淘汰在沪的皮鞋厂，改搞高科技企业，他们有资金”。顺着这一线索，经过多次会谈，最后，晏秀英代表我所与总后科兴公司签订了协议，对方负责一切国内配套资金，计金额6000万元左右，占60%; 我方以五个药物作价，占总金额40%。 6比4资金就这样定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