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一件事情很小，可能“放不上台面”，却必须要做，且做起来很难；有时候，一件事情做起来虽然很难，但只要主观重视，经过努力，就能得到较满意的结果。我这里所想说的，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所做的一项工作——请理、退赔抄家物资。

        “文革”已是四十多年前多事情了，许多年轻朋友可能不清楚“文革”所发生的“史无前例”这个词的含义。在这场“革命”中，大多数的革命干部和老专家都被作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此外，还有一些受伤害的群众。他们除了身体和精神上被折磨之外，还要被抄家，其目的无非是要收缴“不义之财”，也为了“破四旧”，同时也可发现某些有用的“线索”。可以想象，抄家是比较彻底的，在当时作为敌我矛盾的情况下，抄家是无条件的。如能给你留下一个收据，这算很不错的了。这些抄家财物在被收缴后，没有很好的管理，损坏的、遗失的、被挪作他用的，实际上是一笔糊涂账。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好抄家财物的清理和退赔，相当困难。

        当时承担这一工作的是颜清泉和陈复兴(已故)。他们极其负责地收集和核对原始凭证，了解这些东西的去向。当时，市里有几个陈列室，或者叫“仓库”，放存有抄家财物，他们就细心地、不怕麻烦地反复寻找，可说是煞费苦心。我因为负责过“核查三种人”的工作，所以平时他们比较多与我联系，并在最后赔偿阶段，我具体参与了这一工作。

        我深深感到，我们的老领导、老专家，以及受迫害的群众，十分通情达理，不愧受党长期教育培养，很少计较个人的恩怨。这里，有许许多多的例子令人感动。例如：

        我们首届党委书记兼所长苏平，老计划处长、党委委员金厚初，他们被抄去的是很珍贵的内部书籍，当我们提出我们购买一些书籍来赔偿时，他们很爽快地说，我们知道你们已经尽到责任了，我们很感激，这些东西你们再不要放在心上，我们都能理解。我们的第一任所总工程师黄天生，他曾是上海六位电话号码工程的总工程师和指挥者，他被抄走的是古字画、古纸扇等，很多是真迹，很珍贵，价值也很高，是珍贵的文物，当时连赝品都难买到。我们只能根据线索，在陈列室里找到几幅膺品来替代，当我们听取意见时，他也明确的说：放弃。先后担任过所长的张家骅先生和程晓吾先生，他们被抄家走的是一些原版（留声机）的唱片，如贝多芬、萧邦的乐曲等，这些东西，在当时就可能被作为封资修的东西被毁掉了，那时在国内根本买不到，我们就商议买一些国产磁带作为安慰来替代，他们也非常理解我们的良苦用心。后来，我们为张家骅先生找到了一本他在青年时代送给妻子的裁缝书，当他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十分感动，这是表达他当年对妻子的情意的一件礼物，他对我们能找到这本书，反复表示感谢。

        被抄物品中，更多的是一些金银珠宝，这些东西，主要采用的是折价赔偿。但是，根据当时国家的财力，这种赔偿，都是象征性的，折价都很低。所以，对这部分群众，主要是做好工作，取得他们的谅解，好在我们的这部分群众，除了个别的人外，也非常理解党的政策和国家的财政情况，原谅了过去所发生的情况和受到的不平等对待。

        现在回想这件工作，所以能取得比较好的结果，主要是这些受害干部，老专家和群众的理解，以及具体做这项工作的两位同志的努力和认真。